20年前，許有為先生為合肥環城公園寫的碑記中有一句很精彩的結語：“昔日環城，郭也；今日環城，公園也。”此語既說明過去環城周邊有一道城郭，又指出新建成的此公園所處的位置。正因為公園傍的是從前的城郭，所以叫環城公園。環合肥城墻的消逝，緣起于1951年8月16日合肥市政協的一項決定：拆除舊城墻，改建環城馬路。55年過去了，當我們今天重新審視合肥自解放之初以來城市建設的發展軌跡，當我們從更大的范圍回顧和分析合肥城墻的是非功過時，一定會有許多的感慨……
拆墻修路緣于城市建設?
1949年9月25日，當北平正在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之際，合肥市政協也宣告誕生（那時叫市協商委員會）。1951年8月16日，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合肥市協商委員會專門開會，經過討論，作為一項重大決定：為適應合肥城市建設發展需要，拆除已經殘缺的老城墻，改建環城馬路。
這一“推陳出新”的決定或者說決策，從當時的形勢看應該是正確的。當時百廢待興，而建設中最搶眼的直觀感覺，大約就體現在蓋大樓修馬路上。但是，狹窄的城門洞，無法容得下寬闊的馬路；圈住的城墻，成為城市向外擴張的羈絆。拆墻修路，好象順理成章，在幾乎沒有反對聲中，拆除舊城墻轟轟烈烈的展開了。難以計數的歷代磚石被橇開卸下，有的地段石縫間當初的粘合劑是用糯米雞蛋清熬制的，頗為堅固，由于工程量浩大，進度并不快。筆者查到，1952年2月5日，合肥市政府專門組織了一次全市性的拆除舊城墻的義務勞動，機關干部、工人、農民、商店店員、中小學生和部隊官兵齊上陣，人山人海，真是“干者如潮”。
山西平遙老城區不過兩個多平方公里，人家才城墻基本保存下來了，現在成了“國寶”；而合肥的老城區有五平方公里，城墻周長遠甚于平遙，若加以修 并保存至今，其價值可以想象！因此，當今天回顧合肥當年拆掉舊城墻的“舉動”，多數人可能都會有“惋惜”之意。不過幸好，當時也不全是一拆了事，而是就地“改建環城馬路”。
千年城址的變遷
萬里長城也好，還是一個城市的城墻也好，它的主要功能都是防御。城墻傍城，自古有之。稍大一點的城，城墻往往有內外兩重，內為域，外為郭。重要城門也多有內外兩重，中為矩形或圓形的甕城，敵人攻入、或引誘敵人進入第一道城門，則在兩城門間圍而殲之，故衍生成語“甕中捉鱉”也。城墻、城門、城門樓、城堞、垛口、甕城、水關、護城河和吊橋中，最重要的是城墻，而廣義上的城墻，則全部包括在內。當年朱元璋攻克徽州尚未建立大明王朝，一個名叫朱升的謀士便告訴他“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可見城墻對于護城和鞏固政權的重要。
秦始皇修萬里長城時，合肥就有了城池，隨之有了“合肥縣”這一行政區域。合肥的城池，漢和三國以前在如今城區的西北方，因此涵蓋逍遙津，教弩臺，三孝口，四牌樓這些地名的整個老城區那時都在城外。唐時的合肥新城就是現在的老城，但偏南，面積大約只有如今老城區的三分之一。到宋朝城池擴展基本定型，格局維持到解放初將近1000年里，沒有大的變動。在民國建元前的1200多年間，合肥也一直是廬州府的府治所在地。
1949年解放時，合肥的城墻基本完好，平均高度約8米，內外墻磚石結構，底座厚約1.3米，中間填±墊高，便于燎望和戰守。清人徐子苓在《廬州戰守記》中謂：“廬州城周二十六里，為堞四千五百七十有奇，總七門。”這可能含有部分地段和城門附近的雙道城墻的長度，實際上合肥老城的城墻周長約17華里，它的位置大致和今環城公園路的走向相當。其中，護城墻的東邊開有威武門即今大東門在淮河路橋西，時雍門即今小東門在長江中路東口；那邊開有南薰門即今南門在省建設廳以東，德勝門今仍其名在省教育廳與安徽日報社之間；西邊開有西平門即今大西門在團省委以北，水西門今仍其名在省財政廳以西；北邊開有拱辰門即今北門在省政協以北。
消逝的城墻能否“興也勃”
根據嘉慶八年(1803年)《合肥縣志》和光緒十八年(1892年)《續修廬州府志》，歷史上的合肥，西周建“廬”。秦時是九江郡的一個縣．后來分別叫過豫州、合州，隋文帝改稱廬州，同時有合肥縣。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廬州府治合肥縣城墻全面擴建形成以后，歷代幾經毀修，但范圍和走向基本沒變。如今80歲以上的老人大約還記得小時候鄉土教材里描述合肥城墻的詩句：“城頭月冷將軍廟，郭外風寒孝肅祠。”
合肥城墻的消失，不過兩年時間。到1953年，環城馬路基本定型，大量隋、唐、宋、元、明、清各時期的磚石除部分移作建房材料外，多數就地推倒。默默無聞的“鋪路石”墊高了路基，既節省了清運費。又增加了道路的強度，還便于城市防洪．一舉數得。改建的環城馬路．從最初的路面寬3.5-5.5米，到1959年的8米(其中淮河路東到長江路東255米路段寬26.5米分快慢車道)，歷時8年，道路總長度8745米。
在此后將近20年中，消失的古城墻帶基本上只有窄窄的路和稀疏的樹。上個世紀70年代末，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同志倡修環城公園，經過合肥市干部群眾和廣大園林工作者將近10年的努力，一座抱舊城于懷。熔生態、觀覽、休憩、交通諸功能于一爐的全新意義上的敞開式公園呈現于大家面前。建成后的環城公園，分六個景區，兼有春夏秋冬特色，道路適當拓寬(前幾年又加裝路牙增鋪人行道)成為城市次干道。沿途扶蒼滴翠，嘉木蔥蘢，百花吐艷，燕語鶯歌，環城繞水更是其一大特色。故建設部在考評當時全國現有的西安、濟南、合肥三座環城公園時，把大獎獨獨授給了合肥。“環城翡翠”1995年人選“合肥十景”，最近的“合肥新十景”評選再次人圍，“金榜題名”只是時間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認知實踐也在變化和發展中。合肥的城墻已經拆了，但不拆是不是更好?當城市建設遭遇“墻”的阻隔，能不能找到“魚和熊掌兼得”的更好的辦法?因為城墻記載了歷史見證了滄桑，留住它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留住了城市的符號延續了城市的文脈。50多年前城墻“消也忽”，我們現在能否來點“興也勃”?比如可以在包河的北岸或杏花公園的西邊恢復一段古城墻，無論從文化的角度還是從旅游的角度看．應該也是可行的。
城高池深見證“鐵打廬州"
歷史上曾有“天生
重慶，鐵打廬州”之語。把廬州和重慶并列，一是說兩地的戰略地位皆重要，一是說兩地皆城高池深，易守難攻。例如東吳孫權重兵圍城，屢攻無果；南宋時金兵長驅直入，打合肥或不克而退．或反被趕走；北伐時國民革命軍馬祥斌師駐守合肥，奉系軍閥張宗昌攻城40余天，甚至動用雇傭軍白俄哥薩克騎兵參戰，終以敗北而告終。馬祥斌后來被奉系軍閥暗害于山東，合肥民眾把他的牌位和同期守城的馮玉祥部北伐先遣司令王金韜的牌位供奉在新修的四牌樓上，紀念這兩位使合肥免遭屠城的將軍。
但奇怪的是，向來被視為“烏合之眾”的農民起義軍卻能屢屢拿下“固若金湯”的合肥，例如黃巢在唐乾符年間就率軍攻入。明末張獻忠走的是“智取鐵廬州”之路，他獲悉朝廷的提學御史徐之垣將來廬州府取士，便預先派人埋伏在路上殺了他，然后裝扮成徐之垣一行持著繳獲的公文大搖大擺進了合肥。而另一批人則扮成挑夫、客商和應試的儒生，三三兩兩混入城中。入夜，知府衙門內為御史大人接風的杯光斛影中，一聲號令，鼓號齊鳴，殺聲四起，火光沖天，先期進城的化裝的起義軍乘守城官軍暈頭轉向之機打開城門。張獻忠一馬當先從水西門殺進合肥城，廬州通判趙興基當場斃命，經歷鄭元綬和參政程楷負隅頑抗，在南薰門被斬，兵備道蔡如蘅越城逃竄，第二天被活捉，其余守城官軍盡數被殲。再如太平軍興，1853年12月兵臨廬州城下，到任僅兩天的安徽巡撫江忠源緊急布防。他下令將包括包公祠在內的城外可作掩體的房屋盡皆焚毀，又集中兵力沿城墻分段把守。太平軍或推戰車或架云梯日夜進攻近一月無果，于是改挖地道。翌年1月14日凌晨，水西門城墻被預埋的地雷炸開數丈長的大口子，太平軍蜂擁而入，驚魂未定的清軍無心戀戰，四散逃命。江忠源眼見無力回天，自刎未遂，被太平軍亂矛戳死。這就是太平軍在安徽戰史上有名的“廬州大捷”。合肥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城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過，以抵擋冷兵器為主的古老的城墻，終未能擋住日本侵略軍的進攻，1938年5月14日．日本人先以炮火轟城。旋從南門和德勝門沖進城內。老百姓紛紛向北邊的拱辰門方向逃命。扶老攜幼的平民哪里跟得上槍炮的速度。一時間拱辰橋上死尸枕籍，橋下河水斷流。
